专访作家邱华栋：思接千载，从文学故乡新疆出发 - kaiyun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的最新力作《敦煌变》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推出。这部小说以敦煌石窟的真实场景和壁画故事为基础，刻画了沙门、凶徒、画匠、女子、士兵、商人、粟特萨保、刺客等十位背景各异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在石窟内外交织，串联起长达一千八百年的丝绸之路历史。

邱华栋在新疆采风期间的留影。（受访者供图）

从都市题材转向西域史诗

1969年出生于新疆昌吉的邱华栋，祖籍河南。1992年移居北京后，他以都市文学为主要创作方向，陆续推出了《北京传》《教授的黄昏》《十三种情态》等长篇及中短篇小说，同时还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游记和诗歌，作品总量已逾千万字。

步入知天命之年，邱华栋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显著转变，将目光从都市题材转向了西域历史。他认为，长期生活在同一环境中，对环境的敏感度会逐渐下降。而童年时期在新疆的经历，尤其是天山雪峰与戈壁荒漠的景象，已在他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邱华栋耗费数十年时间研读西域历史地理资料，家中收藏了约一千册相关书籍，涵盖了近两千年的各类史料、地方志、植物志、河流传记等。

“尽管我一直不确定如何动笔，但阅读的习惯从未停止。”直到一个梦境的出现——“我梦见一个少年站在天山脚下，遥望着雄伟的博格达峰。那个少年分明就是我自己。醒来后，我意识到自己已年过五十，但同时，我也仿佛获得了书写新疆历史的能力。”

邱华栋的成长轨迹是“新疆长大、湖北求学、北京工作”。他曾感慨自己“没有文学意义上的故乡”，不像毕飞宇、莫言、迟子建、陈忠实那样拥有明确的文学原乡。然而，一旦找到了方向，从2018年至今，邱华栋便如同爆发般地完成了《空城纪》《龟兹长歌》《敦煌变》三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

《敦煌变》的书影。（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石榴的启示

创作的开端往往是最具挑战性的，直到一颗石榴为他带来了灵感。“我当时被如何构建全篇结构所困扰。这时，一位新疆朋友寄来一箱石榴，我联想到石榴是由张骞从安息国带回长安的，而石榴内部约有六到八个子房。刹那间，我感觉三十多年来积累的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所有素材，在我脑海中瞬间鲜活起来。”受此启发，邱华栋用了六年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空城纪》。

在《空城纪》之后，邱华栋仍意犹未尽，他将小说中的“龟兹双阙”部分扩展成一部中篇，由此诞生了《龟兹长歌》。在这部作品中，邱华栋以细君公主的琵琶作为线索，贯穿了从大汉王朝到二十一世纪的漫长时光，连接了中国西北与东北。他将两千多年的岁月和几万里的路程浓缩为一首长歌，这首歌也献给了中华民族。他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民族的持续碰撞与深度交融，共同塑造了今日之中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当代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最新出版的《敦煌变》则摒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于十座具体洞窟中的人物。邱华栋将小说的结构比作“手串”，强调“第一颗珠子和第十颗珠子首尾呼应”。他致力于在厚重的历史中展现“轻逸”的质感，“用想象力让厚重的历史石窟变得跃动、丰满、生动起来。”在这部小说中，他还解答了关于敦煌壁画绘制方法以及干壁画与湿壁画区别等具体问题。

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赵娉婷”连接了故事的两端。在开篇的第275窟，她是令狐安出家前的未婚妻；而在结尾的第17窟，她则成为了一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同学。这两个同名却相隔一千八百年的女性，以这种方式实现了首尾相连。邱华栋解释道：“大多数游客在敦煌，很难与这座历史文化宝库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参观一番便匆匆离去。然而，一定有一些人，他们与敦煌莫高窟的各个洞窟之间，建立了情感、血缘、生命或命运的深刻羁绊。”

尽管行程繁忙，邱华栋已在着手筹备他的第四部西域历史长篇小说《北庭大书》。他计划以小人物的视角，描绘近两千年来发生在北庭的九场战争，从而展现中国大历史的纵深，并呈现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依存、共同繁荣发展的壮丽图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的边缘，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总是能不断激发我的文学想象。”邱华栋表示。